前些天，嶽母突然來電話，心情比較沉重地告訴我們，嶽父（72歲）得瞭嚴重的心臟病，醫生讓做兩個心臟支架，最好做進口的。既然得瞭病，那就不能心疼這6萬多塊錢瞭，可問題的關鍵是應不應該做？我對此表示懷疑。
帶著疑慮，我咨詢瞭一位做過心臟支架的親屬。他告訴我，隻要血管堵塞不超過70%，沒有明顯的胸悶癥狀，前胸和後背沒有明顯的疼痛感，血壓沒有明顯偏高，就不需要做心臟支架。這些有的是他得病以後專傢介紹的，有的是病友的體會，有的是他看書得來的，都是經驗之談。他告訴我，他入院時，人都昏迷瞭，打吊瓶時手上的血管都癟瞭。這種情況下他才做的心臟支架。他說，做完後，他每天吃一把藥，而且吃藥比吃飯還及時呢，總離不開藥。
於是，我把咨詢來的情況立即告訴瞭嶽母，還詢問瞭嶽父的情況。嶽父根本沒有癥狀，隻是體檢時血管有些陰影。聽到這些，我心裡明白瞭，也暗自高興。為瞭減輕嶽父的壓力，我還向嶽父詳細介紹瞭一番。為瞭能早日確診，他們於是又從黑龍江的邊陲小鎮，趕往省城哈爾濱，找專傢診斷。同時，傢人又找當地其它醫院的醫生咨詢。在咨詢的過程中，沒有一個醫生說需要做心臟支架的。有個醫生竟然說，這是老年性血管硬化，傢裡條件好的話，吃點藥，傢裡條件不好的話，連藥都不用吃。
嶽父、嶽母平白無故地折騰瞭一番，上瞭火，花瞭錢，心裡自然有些不快，但一想到不用做支架瞭，也就沒有什麼怨言瞭。我想，同是一個人、一個病癥，治療方法上怎麼會出現這麼大的差距呢？我們不排除首診醫生為患者高度負責，我們也不排除他醫術不精而誤診，但我們也無法排除他為瞭醫院的經濟效益和個人的獎金。
患者有時就和孩子聽老師的話一樣，很相信醫生的話。假如我們沒有咨詢別的病人，假如我們沒有咨詢別的專傢，假如真的就聽信那位首診醫生的話做瞭兩個支架，那這精神上、金錢上的損失誰來負責？患者本人也好，我們傢人也好，即使日後真的知道瞭真相，想通過法律維護自己的權益時，又該怎樣做呢？即使這樣做瞭，能有足夠的證據打贏這場官司嗎？
醫生畢竟是這方面的專傢，他們的建議應該聽，但也要有選擇的聽。 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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