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5年3月23日星期一

仇和空降昆明大搞拆遷 曾遭雲南書記暗批-仇和

仇和空降昆明大搞拆遷 曾遭雲南書記暗批|仇和

仇和空降昆明大搞拆遷 曾遭雲南書記暗批|仇和


仇和  任性仇和,令人失望  文_本刊記者 曾暉  就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閉幕兩個小時後,中央紀委發佈消息,雲南省委副書記仇和涉嫌嚴重違紀違法,正接受組織調查。  消息發佈前,仇和正在北京參加“兩會”,並跟隨雲南代表團參加瞭各項報告的審議。  任性決策引發爭議評價  作為“明星官員”“個性官員”,仇和的一言一行向來備受外界關註。  他的仕途起於宿遷。9年間,從沭陽縣委書記升任為宿遷市市長、市委書記。在其任內,推行醫改、教改全面私有化,要求公職人員離崗經商,一時間。宿遷城鄉面貌有瞭大幅改善,但社會矛盾叢生,仇和由此得名“最富爭議的市委書記”。  媒體針對宿遷的“叛逆式”改革進行瞭多次曝光,但並未影響到他的晉升。2006年,仇和升任江蘇省副省長,一年後調任雲南,擔任昆明市委書記。  比起在宿遷的個性十足,仇和在昆明顯得愈發“霸道”。他喊開會,所有人跑步下樓、出門、上車,一個都不敢遲到;沒人敢關手機,一位局長睡著瞭,沒接到市委辦公廳半夜打來的電話,第二天就受到仇和批評……更有著名的“瞌睡門”,在一次招商工作會上,呈貢縣投資促進局副局長蔣文輝在會上打瞭瞌睡,被仇和毫不客氣地“揪”出來,之後該人辭職。  在雲南任職時期,仇和沿襲瞭過往的改革措施,瘋狂進行城市拆遷,出售公立醫院和學校,遭致體制內外的眾多批評。  坊間稱其為“仇賣光”,甚至有市民在政府前打出“槍斃仇和”的橫幅。對此,仇和不以為然,他在昆明市人大會上說:“絕對不能少數服從多數。”  然而,更大的危機來自於同僚不信任。曾與其在昆明搭班子的張祖林說,“我們的有些拆遷工作是有愧於老百姓的。”2013年,雲南省委書記秦光榮罕見地對昆明城市規劃建設提出瞭六點反思,更稱有的幹部“在管理途徑上重人治輕法治”,這被視為仇和當政以來遭遇的最大麻煩。  不過,這些評價並未影響部分人對仇和的好感。有人認為,仇和的強硬改變瞭地方政府的“衙門作風”,也改善瞭市容市貌。  任性言論博取清新形象  從縣領導到省部級大員,一路走來,仇和屢屢在公開場合對問題官員“撂狠話”,闡述其政績觀,把自己標榜成清新、實幹的形象,頻頻博得輿論掌聲,還有人將其名言集納成“仇和語錄”。  在這些名言中,仇和說道,“為公才改革,為私誰改革?”他鼓勵幹部“沒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、可以幹。”他還說,“人民是主人,官員是公仆”“到昆明工作,人地兩疏,和大傢無親無故;從未共事過,與大傢無恨無怨;隻身一人,無牽無掛;工作一定能無私無畏。”  如此高調的言論,讓人很難把他與腐敗聯系起來,外界更願意相信其是一個專註改革的實幹傢。這也難怪在其“落馬”消息公佈後,網絡評論也普遍是“意外”“突然”。  但冷靜思考後,我們不難發現,像仇和這樣,依賴鐵腕強權落實長官意志,以破壞民主法治的方式推行改革進程,久而久之,“出事”或將成為必然。正所謂“有腐必反、有貪必肅”,在“兩會”閉幕當天即宣佈參會者落馬,證明組織調查已經證據確鑿。  比起普通幹部,仇和式的“明星官員”上演角色反轉,給人造成的心理沖擊無疑更大,動搖公眾對於組織的信任,甚至對公職人員群體產生大面積的質疑。  仇和“落馬”,無疑給黨和政府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,但另一方面,這也恰恰是一個契機,給所有信奉“個人魅力”的人好好上瞭一課:不論主政者形象再好,能力再強,反腐倡廉永遠不能靠自覺,對於領導幹部每一個決策部署,是否民主、是否科學、是否合法,都要有制度的剛性約束。  仇和曾說,“腐敗我看有三種:第一種是貪污,第二種是決策失誤造成經濟損失,第三種是寧願少幹事,甚至不幹事,保證不出事,四平八穩,按年齡大小、皺紋多少、胡子長短排隊等提拔,失去機遇,影響一個區域經濟社會發展。後兩種比第一種造成的損失更大,更可惡。”  不知道,如今“嚴重違紀違法”的仇和,涉及的又是哪一種腐敗呢?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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